从皈依者狂热论满清朝的局限性

正文开始于此

过去几年间，中国短视频界出现了一股否定清朝的现象，代表性人物包括一位被称为“光哥”的杨姓短视频自媒体博主。此现象为了衬托清朝的不好，而过分夸大明朝的好。此现象甚至导致一个剪辑历史影视剧，名为《胥渡吧》的视频公众号在推出明清帝王对话视频系列时都要在其视频开始时声明“历史已成过去，请理性观看”。《胥渡吧》虽有此声明，但也难掩其蹭此反清现象热度之嫌。

笔者这些年对于满清朝的是非功过也有所思考，也听过其他学者和媒体人对此的论述。此片文章，笔者则希望通过一个鲜少被论及的角度讲一讲满清朝的先进性与局限性。

清朝统治者祭拜孔子

历史上每一次发展与变革都有其先进性，也有其局限性。清取代明的历史也不例外。更详细的讲，作为清朝统治主体民族的满人，在皈依儒家思想后所获得先进性与局限性。

满族本为古时中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原为女真族，在吸收了东北地区的其他民族后改称为“满洲人”，即后来所谓的满族。明末东北地区的满人许多还处于是半游牧，半渔猎的生产状态下；他们显然没有掌握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在没有掌握先进思想与先进生产力的情况下，很难想象满人最终能够夺取江山，然而史实又确实如此。这其中必然有其道理。这个道理便是满人接受与吸收了儒学思想。

由于满族是好几个明末东北地区不同民族组织在一起的民族，其团结性在尚未经历长期的文化融合时是不强的。为了解决此问题，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或多或少的引进了儒家思想中的文化礼教组织了八旗制度，在建立了拥有规章制度的组织架构的同时，又赋予了组织有效的意识形态以统一组织内部所有成员的思想和理念。

与此同时，明境内的思想领域却逐渐背离了儒家思想。阳明心学被某些知识分子异化，随之思想解放也被曲解与异化，最终导致思想堕落与道德沦丧。当明境内的汉人背弃传统儒家礼教时，关外的满人却将其拾起。这也就造就了清取代明的必然性。当然除了其必然性，历史的发展也存在其偶然性，如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运动最终攻克帝都，吴三桂献关等事件使得满清更轻易的入主中原。不过既是没有这些偶然事件的发生，满清也很可能最终实现对于明朝的取代，因为这在明末已成了趋势。

除了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明亡而清代之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政治上的（明末党争导致朝廷无法统一资源应对危机），以及社会经济上的（社会阶级固化与矛盾冲突导致农民起义，土豪劣绅横征暴敛又抗拒缴税导致国家财政不济，加之天灾给社会经济生产带来破坏）诸多因素。

满人夺取江山建立清朝，而后恢复了生产。满人也由此掌握了比之祖先半游牧，半渔猎更为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对于满人而言，接收了儒家思想与礼教成就了自己，使得自己进步，但也造就了满清朝日后的衰败，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既具先进性，也具局限性。

宋代程朱理学的代表性人物

任何思想学说都不可能历经千百年而一成不变，儒学也不例外。有的变化是与时俱进的良性改革，而有的则是劣性异化，也有的是两者兼具。对于宋代程朱理学，以及春秋时期孔孟儒学的宗教化，变成了儒教这一发展过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知道这一发展有其时代背景所造就的客观因素，然而对于中华文明此后的几百年，也造成了很多严重的弊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所批判的封建主义糟粕。

如果将意识形态比喻为一尊偶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尊偶像便会积累尘垢。对于最初建立偶像之人，自然能分辨偶像与附着在偶像上的尘垢。但是对于后来膜拜之人，他们则可能分不清，将尘垢误认为偶像的一部分一并膜拜。当满人接受儒学思想的时候，儒学已经历了宋代程朱理学对其的宗教化之变，也累积了许多“尘垢”。作为崇拜儒学的后来者，满人缺乏分辨儒学中精华与糟粕的知识，便将“偶像上的尘垢认成了偶像的一部分”。

举一个正面和一个负面的例子说明：满人崇拜被儒家视为极具忠义的关羽。这点从沈阳故宫中曾经设有关帝庙祭拜关羽便可佐证。这是皈依儒家思想后所展现的正面。满清统治者后来将对于关羽的崇拜推广至蒙古诸部，并出于政治目的，将自己比作刘备，将蒙古诸部比作关羽，以此在精神上训导蒙古诸部如关羽效忠刘备那般效忠于满清的统治。

至于负面例子便是学习汉族女子缠足。满人起初半游牧，半渔猎的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以致人口稀少。在这种部族社会中，女子也必须更多的投身于生产以保证部族和家族的生存。如果这些女子缠足，则无法有效的投身于生产，因此满族女子最初是不缠足的。然而在满人建立大一统政权后，满族女子也开始逐渐效仿汉族女子缠足。缠足始于北宋（程朱理学也开始于北宋时期，其中的“程”指的便是北宋时期的程颢和程颐兄弟。），到了明代则与儒家对于妇女的道德要求结合在一起，即缠足才符合儒家道德观念。

满人在建立清政权后也承袭了女人缠足为美为德的畸形的审美和道德观念，甚至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毕竟符合皈依者狂热，即作为接受儒家思想礼教的后来者，满人对其必须展现出比接受儒家思想礼教更早的汉人更过分的崇拜与捍卫，更加的保守，哪怕此时的儒家思想礼教已经积累了许许多多负面的糟粕，也必须对这些糟粕展现出无可争议的推崇。这一方面原因是作为刚刚皈依儒家的新来者，还来不及分辨出哪些是儒学中的精华，而哪些又是糟粕。也或许存在着政治性的原因，即满人即便想反驳也无法反驳儒学中的糟粕，不然就会动摇其统治汉人的合理性。毕竟宋代程朱理学所导致的糟粕虽然不好，但是已经在社会中形成传统，而传统，无论好坏，已经与当时儒家正统性绑定，所以反对传统，哪怕只是反对不好的传统，也会让清时给作为统治者的满人落下反儒的口实，进而动摇其统治的正当性，增加统治的成本。

被洋人的工业化震撼到的清末重臣李鸿章

出于对儒家学说的皈依者狂热，满清统治集团也认同了儒家在两千多年前的结论，即农耕文明是世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然而这个结论只适用于两千年前的古代。随着人类文明步入近代，工业革命诞生了比之农耕文明更加先进的文明形态。而被皈依者狂热禁锢住思想的满清统治集团却不能与时俱进，把两千多年前，已过时的知识当成了金科玉律，搞起了教条主义，使得中国相对欧美日的落后局面愈演愈烈。虽然清末也有洋务运动等一些试图改变局面的尝试，但是改革只在其表，而不在其里，所以局面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降维式的挑战与打击，使得中国出现了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便是清末重臣李鸿章在其呈给清穆宗爱新觉罗·载淳（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或许有的读者会指出，意识形态或宗教不过是统治者用于统治被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表现得相信但是实质并不相信。这种说法虽然并非不无道理，但是也不全面，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去分析。统治者之所以拥有统治的权力就在于拥有统治的法理。如果统治者对于这个法理不管不顾，那么其统治的成本与困难就会增加。统治的法理对于统治者的统治而言，既是一种承认与肯定，也是一种禁锢与制约。

对于满清朝而言，这个法理便是其统治集团所接受的儒家观念。或许清朝最初的第一二代统治者们，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真的并不怎么相信儒家思想与观念。但是统治者也是由人组成。但凡是人就有生老病死，与相应的传宗接代。待统治者到了第三四代，如世祖福临（顺治皇帝）和圣祖玄烨（康熙皇帝），则未必只是为了统治之便而对儒家思想与观念虚与委蛇了。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其统治集团中的其他要员则更是会将其视为不可挑战的真理。

其实不止是满人与其建立的清朝，世界历史上也有其他一些皈依外人的意识形态或宗教而获得短期进步，但却长期被禁锢住思想与发展的事例，如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和斯拉夫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2022年电影《北欧人》展现出了皈依基督教之前日耳曼人的野蛮与暴力

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拥有着自己的宗教，即如今我们所谓日耳曼与斯拉夫神话。以日耳曼神话（即所谓的北欧神话）为例，其中充满了暴力与杀戮。这反映的是古代日耳曼民族在蛮荒的环境中为了生存而逞凶斗狠。当时（西方历史所谓的古典主义时代）日耳曼族人并没有掌握相对南欧地中海民族（古希腊与古罗马人）的先进生产力。为了提升生产力进而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位于南欧之外，被希腊人和罗马人视为蛮族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波罗的人在西罗马帝国末期，至中古世纪中晚期相继逐渐的皈依基督教。当然除了主动的皈依，有的“蛮族人”也是在基督教势力的宗教征战（如条顿骑士团对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十字军东征运动）被强迫的改信了基督教。

基督教本是犹太人耶稣·基督于公元1世纪在古代巴勒斯坦地区创建的犹太教分支，并在其死后独立出犹太教。此宗教的教徒虽然最初多为犹太人，但是很快在罗马帝国内部传开，并最终于公元380年被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立为国教。可以说犹太人，以及当时统治犹太人的罗马人是基督教的最初信奉者，而日耳曼、斯拉夫等“蛮族”则是崇拜基督教的后来者。

在改信了基督教后，包括日耳曼人在内的欧洲“蛮族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一些社会发展上的进步，如不再轻易的与自己部族内的同胞为了小事而械斗，学会了宽恕得罪自己的人。这些毕竟是耶稣·基督对其追随者的教诲。

日耳曼神话崇尚暴力，图为日耳曼神话中的雷神托尔大战宿敌尘世巨蟒耶梦加得

这里笔者必须说明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蛮族”起初因为生产力落后而野蛮，所以其创造出的原始神话与宗教才会充满与推崇暴力，而并非最初因为有了暴力的神话与宗教才导致“蛮族”人野蛮与暴力。在生产力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蛮族”人是不会接受提倡非暴力的新宗教的。虽然落后的生产力（以及野蛮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推崇暴力的原始宗教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在最一开始，必然是落后的生产力导致了推崇暴力的宗教的诞生，因为这才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哲学中的真理。

欧洲“蛮族”生产力的提升或多或少的原因在于罗马帝国对他们的影响。而生产力的提升使得这些“蛮族”人需要构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即从古代的部落发展为中古世纪的城邦），导致他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去组织与动员社会，所以才会皈依基督教，毕竟罗马人对他们的影响也包括罗马人在帝国中后期所信仰的基督教。

虽然“蛮族”人是因为生产力的提升而非改信基督教才使其在根本上变得不再如先祖那般野蛮与暴力，但是基督教至少在道德层面制约着他们不再轻易使用暴力，虽然这种制约力对于权贵而言不那么起作用。从这一点而言，皈依基督教对于日耳曼、斯拉夫等“蛮族”而言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但是这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长远的负面意义。

中古世纪的欧洲被普遍视为一个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充满了封建糟粕和迷信的时代。这种认知有些夸张，毕竟中古世纪中晚期因为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让中东与中国的先进知识流入欧洲，使得欧洲出现过些许进步。虽然如此，但是欧洲同时期的整体发展还是相对落后与东方的。这其中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于皈依者狂热。

公元2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

正如本人在《中西方文明是相互对立还是相互补助？》一文中所讲述过的，在西罗马帝国尚未灭亡的公元2世纪时，便已有德尔图良那般激进的保守神学家认为只要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便无需基督之前古希腊与古罗马所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从他所提出的：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拥有了耶路撒冷（耶稣受难之地），又何须拥有雅典（西方古典学术的重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传授哲学之地）？学术界与教廷之间没有一致性，犹如基督教徒与异教徒之间没有一致性一般。这种思想甚至在200多年后，西罗马帝国末期造成了一代奇女子，科学家希帕蒂娅被基督教狂热分子以教授异端邪说为由所残忍杀害。可见当时的基督教已经不只是最初耶稣所立的“偶像”，也积累了许多的“尘垢”。这些“尘垢”被后来的皈依者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进而导致了欧洲相对落后的中古世纪，俗称欧洲黑暗时代。

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突厥人在西亚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同样因为皈依于新的宗教而带来短期先进性与长期局限性，而又因为皈依者狂热导致其发展被禁锢的还有古代的突厥人。突厥人原本的宗教是腾格里信仰。在被唐代中国挤出东亚后西迁至中亚（塞尔柱突厥）与西亚（奥斯曼土耳其），被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招募为雇佣兵。或许是因为看到了阿拉伯人的先进与繁荣远高于自己，羡慕不已的突厥人也改信了伊斯兰教。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突厥人取得了进步。当然与欧洲“蛮族”改信基督教一样，改信宗教并非进步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在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方面，即从渔猎与游牧转为农耕与经商。

土耳其共和国开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虽然改信伊斯兰教能够让突厥人在短期内摆脱腾格里信仰中的落后元素，然而长期往后，突厥人的奥斯曼帝国却因为皈依者狂热而无法摆脱伊斯兰教义中的保守教条，导致了奥斯曼帝国无法像17至19世纪的其他欧洲国家那样改革创新并实现近现代化，最终沦落为“西亚病夫”。由于没有成功的通过改革去除伊斯兰教中的糟粕，推翻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开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认为伊斯兰教是个无用的，不带来任何进步的，禁锢发展的不良宗教，并在立国后将土耳其带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包括但不限于将土耳其的文字从波斯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虽然凯末尔的西化运动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为矫枉过正，即他错误的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但是也可以看出他对奥斯曼帝国中伊斯兰教条主义的憎恨，间接了解到突厥人对于伊斯兰教的皈依者狂热最后如何在帝国中晚期禁锢了他们的发展。

对于儒学、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的宗教、思想学说、意识形态而言，长期以往必然积累糟粕。后来信仰者对其的皈依者狂热使得这些糟粕变本加厉，虽然对后来信仰者起到了短期的正面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以往却起到了负面消极作用。要打破这种不良的社会历史现象，不出实事求是、返璞归真，以及时刻抱持怀疑的科学态度等方法。

虽然满清朝于1912年在政治上被终结，但是其思想遗毒却依然存在。中国人在此后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逐渐消除了这些遗毒。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便是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当时有句今天耳熟能详的口号“打倒孔家店”，而很多人却不知道这句口号的下半句，即“救出孔夫子”。这句口号所隐喻的便是要除去当时儒家思想与传统中已累积了千百年的糟粕，让儒学返璞归真。

16世纪欧洲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近代欧洲摆脱基督教糟粕而实现近现代化的历程也有所类似。15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及因它所引发的天主教改革在宗教领域让基督教返璞归真。举一个改革的具体例子：马丁·路德改革强调了信徒们可以通过所谓“圣灵”直接向神请求指导，免了通过教廷教会的中介，进而避免了教廷与教会对于信徒的部分控制。

对于伊斯兰教中糟粕的去除至今却迂回曲折。凯末尔矫枉过正，全盘否定伊斯兰教并企图在土耳其推行全面西化。在土耳其以外的中东北非地区，则出现了对于伊斯兰教萨拉菲主义和瓦哈比主义的异化，非但不积极的接受近现代化，反而搞起了复古主义，试图以将阿拉伯世界带回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建立时的社会与经济状态而实现复兴的原教旨主义想法。返璞归真、拨乱反正、去除糟粕不是一味的复古；它也需要与时俱进。正因如此，有别于普遍崇尚儒家思想的中国在近现代实现民族复兴，和普遍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在近代横霸世界，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北非真正意义上实现复兴。

正文结束于此

相关文章：

更多原创好文章尽在微信公众号，请点击关注。
如果大家喜欢笔者的文章，可以点赞，转发到好友圈，或是打个赏支持一下。

谢谢读者们的支持！！！